苦口婆心开云·kaiyun体育劝说官员兴学
从1876年夏到1877年底,李提摩太在青州府所辖益都、临朐、昌乐等地组织赈灾将近一年半。他十多次写信发往上海的报纸刊发,寄往烟台、上海的教会组织和英国驻华使领馆,反映灾情,呼吁捐款,并建立孤养院。同时,他还多次向青州、益都的官员建议,采取措施预防更大的饥荒；提出由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承担50%的经费,自己筹措其余资金,兴建新型学校,培养新式人才。李提摩太的赈灾活动,固然有其笼络人心、发展传教力量的目的,但客观上起到了救助灾民的作用。
在青州,担负着传教任务的李提摩太考虑的不仅仅是赈灾,从某种程度上讲,赈灾仅仅是他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传教手段。在他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设想——建学校、兴教育,以此培养新式人才,培植传教力量。
1877年春夏之时,李提摩太多次拜访青州知府富隆阿、益都知县徐家杰,进行游说。他先是请两位官员参观孤儿收养院,然后提出了他的一系列设想。
李提摩太道:“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
当时,山东的教会学校有20处,大都分布在胶东沿海地区,在校学生总共不过300人。一个学校几个、十几个学生,最多的也就几十人,大多仅仅教授小学课程,规模小,层次低。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座教会大学的登州文会馆,1876年首批毕业的大学生仅有3人。
李提摩太例举的北京、上海、福州等地,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层次高,管理更完善。譬如1876年6月在上海正式开院的教会大学格致书院,李鸿章题写书院匾额,中西官员、绅商等200多人出席开院典礼。与登州文会馆纯为外国传教士掌控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格致书院设立董事会,董事公举产生,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其管理体制为“中西共管”。
按照李提摩太的设想,由他主持的教会主办、政府支持的学校,即使达不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教会学校的规模,也参照其模式,尽量往“大处”办。在青州居住两年多,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官府的支持和参与,事情很难办好。
“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李提摩太喋喋不休,向富隆阿、徐家杰推销他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按照李提摩太的规划,这所学校将培养两类新型人才:一类是综合型高端人才,类似于现在的综合大学的学生；一类是实用型专业人才,相当于如今职业学校的学生。
对于借办学培养传教骨干的目的,李提摩太避而不谈,而是站在维护大清帝国利益的立场,摆出设身处地为中国人考虑的姿态,千方百计打动两位大清官员:“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他们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
李提摩太挖空心思,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同富隆阿、徐家杰讲起了大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之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例如神农尝百草、苍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大清帝国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可惜,无论李提摩太如何为他们设身处地考虑,甚至将其架上道德的制高点,两个人就是不接招,只点头不答应,支支吾吾含混过去。李提摩太无奈承认:“我的听众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这项计划就此流产。
李提摩太称,尽管当时其目的没有达到,但将近20年后,益都知县徐家杰的儿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此人名叫徐致清,字子静。光绪进士,获授编修,后升为侍读学士。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支持变法,曾上书请光绪帝起用康有为、梁启超,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监禁。
至于向青州知府、益都知县提议采取怎样的措施,预防可能到来的更大饥荒,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没有交代,倒是提到了向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致函,请求关注山东严重灾荒一事。
在这封信中,李提摩太强调,中国的灾荒“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利用中国灾难进行传教之目的,可见一斑。
李提摩太提出,教会应通过多条途径帮助中国人:“第一,立即赈济灾荒；第二,把包括医学、化学、矿物学和历史的西方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第三,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第四……”他恳请道:“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中解救出来……”
在信中,李提摩太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他协会(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花费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而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不久,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汇来了500英镑。尽管跟他要求的1000英镑打了对折,但李提摩太还是非常满意:“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
李提摩太信中提到的琼斯,系英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G·琼斯。他于1876年11月来到中国,先在烟台工作半年,1877年5月赴青州协助李提摩太,负责管理救灾资金的往来账目。
李提摩太在青州施赈接近一年半,《申报》刊发文章,评价他为“实属难能可贵、不易多得之人”。
李提摩太施赈之初,饥民多而他手中钱太少,有些没领到钱的将他打伤。“伤若在常人,未免因此中止”,而李提摩太“调治既痊,仍然又往,饥民因而感动,华人目击其事亦为感动,互相传说”。
1877年底,李提摩太离开青州,赶赴另一个重灾区——山西,继续赈灾、传教。他辞行时,当地士绅以匾、联相送。1878年初,《申报》报道:“李教士等去岁在山东虽不得于官,尚能得于民。于是,当其将行之日,山东耆老犹复制匾、制联以送其行旌,以克其感悃。李教士等亦颇悦服。”
在青州期间,李提摩太还拟定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编写教科书的方案。最初起因是,他发现中国人非常讲究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他认为,去除这种迷信思想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知识等。由于他的匆匆离开,这项计划没有来得及在山东实施。
起步于山东,成名于山西,李提摩太在华长达45年时间,一步步结交上层,被中国维新派人士奉为精神领袖,对维新变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运动创始人马克思的名字,还是李提摩太在1896年发表于《万国公报》的《大同学》一文中,首次提及。
